王志刚工作室策划案之兵法理论
1、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
“如果你想创造短期的价值，你就去种花；
如果你想创造中期的价值，你就去种树；
如果你想创造远期的价值，你就去播种思想。”
——王志纲
2、 把握财智时代特征
当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过程、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则像一条正在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尽管龙头已经开始和世界对接，探向知识经济时代，而龙身还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龙尾则尚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巨龙翻身，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由此，我们提出财智时代才是西方知识经济在中国更为准确贴切和市场化的解读方式。
财智时代既非纯粹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不同于往昔财为主、智为仆的所谓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代。怎么充分认识这种国情，怎么从战略上把握大势、把握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底蕴，是策划业能否扎根中国、开花结果的前提。
3、 掌握策划之“道”
思维方式，有“学”、“术”、“道”三种。“学”，就是学者。学者以治学为业，学有专攻，追求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自成一家，虽严密而深刻，但代价是难免片面，并与实际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缺乏市场意识 。“术”，就是功能、应用和操作之术。术之功效在于立竿见影，刺刀见红；术之局限往往急功近利、视野狭窄。术与学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两个极端。策划属于“道”，是介于学与术的中间层次，其作用是承理论之上，启操作之下，并左右逢源，在用动态、辨证、发散的思维把握事物内在神韵与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并整合各种相关资源为我所用。把握好策划的位置，既非纸上谈兵，空谈误国；亦非越俎代庖、陷入事务性操作，以致劳而无功，这是体现策划市场价值的关键。
从另一角度讲，所谓“学”，即在学校和书本里学的知识，学院派的知识，常规性知识，我们称之为“认知”阶段；所谓“术”，是将“学”与实践相结合，丰富了许多感性的、经验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专业性的能力与技巧，我们称之为“感知”阶段；所谓“道”，则是“悟知”阶段，是“学”或“术”在量的积累基础上产生质的飞跃，经“顿悟”产生创造性的知识，并将先前积累的‘学“和”术“贯穿起来，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直觉力和创造力。
只有从”学’和“术”进入“道”的境界，才是大智慧的境界，大彻大悟的境界和自如的境界“形象可以到达文字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VI；文化可以到达体制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美国文化长驱直入；智慧可以到达科学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
4、 强化安身立命之本
一个策划机构要安身立命、长足发展，其功能不被企业的企划部门所取代，其核心价值不为对手所超越，根本之道在于：
1、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信息渠道、研究方法、理论建树、资源储备。这些核心优势使外脑机构具有商业思想库的性质，构成与企业的类似部门和功能性公司最大的差异和市场价值。
2、必须有自身明确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智业机构分多种类型，一种是提供信息和情报的公司，如市场调研公司；第二种是提供专业技能的公司，如律师行、财务咨询、投资顾问、中介代理和广告公司等均属此类；第三种是传授某种经验、能力的公司，如培训机构、管理咨询公司。王志纲工作室始终把自己定位在第四种——在策略层面上引导和支持客户进行创新、超越、变革和突破的公司。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超越别人，首先要不断学习，超越自己。
3、策划机构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与企业家的沟通、交流与互补。工作室向来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每一个成功的老板都是成功的策划家，只有与企业家进行深入沟通与交流，充分消化其对市场、企业、项目长期专注思考和实践的成果，才能在其原有的高度之上，引导和支持企业变革、突破、创新和超越。
5、 策划贵在思维方式
成功的策划是企业人与策划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共同思维。企业与策划人的关系好比是左脑与右脑。企业是左脑，长于逻辑思维，惯于从企业的现实出发，进行全方位的计划、规划、管理和控制；策划人是右脑，长于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能打破企业的思维定势，跳出企业、行业的局限，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益的外部刺激乃至导入全新的思维方式。
企业与外脑在思维方式上是互补的。策划人具有广阔的行业视野和自由的思维跨度。策划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与企业人不同，不受企业内部具体而繁杂的事务及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所困，能以更客观、中立和超脱的立场思考问题。
策划的最宝贵之处在于思维方式，在于哲学层面上对方法论的把握，在于经大量实践磨练形成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策划是一门复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其本质是思维的科学。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同思维方式的运用。策划是将单线思维转变成复合思维，将封闭性思维转变成发散性思维，将孤立、静止的思维转变为辨证的、动态的思维，将传统的量入为出的思维转变为量出为入的思维。
6、 策划的三大法宝
创新是策划之灵魂；预见是策划之源泉；整合是策划之血脉。
1、创新的价值
在这个一切都过剩的时代，创新是最稀缺的资源。创新创造差异化，使我们的技术、产品、品牌、制度、理念和战略具备唯一性、排它性和权威性；从而能够超越克隆、超越常规、超越行业、超越有形。
对企业价值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创新，呈现由“技术与流程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管理与营销创新——形象与品牌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理念与战略创新”演进的趋势。品牌、制度、理念等无形因素的创新正日益取代有形因素的创新，发挥主导作用。世界正进入一“大道无形，兵法制胜”、“无形驾驭有形”的时代。在财智时代，技术创新只有通过理念、战略等无形因素的创新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市场价值。
创新是王志纲工作室最主要的核心能力。创新的根本是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寻求超越。超越常规，超越克隆，超越行业界限，超越区域市场的板结状态。把目光由死盯领头羊及竞争对手转向开发潜在的、根本性的消费需求。换一种思路，换一种策略、换一种打法，从而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实现项目的引爆，并在此基础上超越项目本体，实现企业的突破和转型，达到“五出（出成果、出人才、出机制、出品牌、出网络）”。
2、预见与创新
创新源于对大势的把握。没有对大势的预见，理念与战略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失去方向的航船。“条条大路通罗马，策划就是寻找最近的那条路。”“最近”是指吻合趋势与规律，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趋势的潜流就在现实平静的海面之下，策划就是要找到它的流向，通过创新让企业之船适度超前地顺应它的流向，像冲浪者那样不断立于潮头之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面对时代的快速变革，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能否打造百年老店，不在于它一时的技术领先或市场的占有率，关键在于它能否审时度势，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及时调整企业的航向，让大势推涌向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3、整合与创新
整合是在财智时代实施创新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支撑。整合力的强弱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能量大小和生命力的强弱。优秀的策划机构应是整合平台的搭建者，而企业家则应是整合操作的高手。相关要素不齐，创新理念和创新战略无法有效推进和实施。整合是各种创新的集成，是各种优势资源的集中与互补，是各种市场要素协调配置与有机重组。整合的原则应是确保三性：唯一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创造双赢甚至多赢的结局。
7、 战略高于管理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在正确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路线下也是模范。如何防止成为错误路线下面的模范，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高于管理。
管理是一种日常性的行为，侧重于关注企业内部，追求的是正确地做事，即按正确的方式和方法精确地做事，追求效率与效益，注重制度和规范，讲究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改善，强调战术动作的实用性和专业性，重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追求销售业绩与市场占有率。
战略则是一种非日常性的行为，侧重于关注企业外部（市场），追求的是做正确的事情，即确定哪些是对企业最有价值的事情，主张工作流程、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的重构，倡导企业文化的变革和企业核心能力的提高，注重新的价值观念的导入，捕捉重大的机会点，谋求超常规的发展与跳跃，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竞争优势与经营境界。
管理趋向于持续和稳定，通常是常规的、线性的、渐变的和量变的；而战略趋向于大的转型，通常是超常规的、非线性的、突变的和质变的。
管理主要着眼于当前的目标和使命，是基于过去，把握现在；战略则是高瞻远瞩，彻底变革，是基于现在，经营未来。管理着重于物质层面和有形要素，战略更着重于精神（价值观）层面和无形要素。总之，管理的实质倾向于“守”，而战略的实质倾向于“创新”。
当然，管理与战略，守成与创新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当某企业的战略创新因传播扩散（追随克隆）或竞争者的超越而逐渐失效之后，该战略创新就蜕变为一种常规性、普及性的东西，就不再属于“创新”，而转化为常规性的管理（守成）的范畴，成为一种模式化的东西广为流传。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同一战略模式下运行（即战略同构），导致同构竞争日益加剧，新的战略创新的需求就变得十分迫切，于是又催生了新的战略……如此此消彼长，呈阶梯式上升。见图：
在资本主导的“财富时代”，管理是第一位的，战略是第二位的。只要战略没有大的失误，通过规范的管理，就能使企业按通行的原始积累模式，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企业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压倒一切。
然而，在知识主导的“财智时代”，战略是第一位的，管理是第二位的。只要管理没有大的漏洞，通过战略创新，就能使企业跳出同构竞争，甚至超越常规的原始积累过程，横空出世，领导市场潮流，一跃而成为行业先锋乃至领头羊。这样的企业已经超越了“产品竞争时代”，而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往往能以小博大，后来者居上。对这些企业来说，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对大势与战略转折点的把握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与快速反应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8、 战略创新是企业价值增长的源泉
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对企业价值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下降，而战略创新对企业价值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上升。战略正在取代管理的传统地位，成为企业价值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样是创新，创新的核心已经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转移到知识创新，尤其是战略创新。
“研究开发（R&D）”的概念正在被新的时代重新定义，其内涵已由以产品与技术的创新为中心转向了以经营战略的创新为中心。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行业中，技术创新的进程日益衰减，而快速的模仿缩减了技术创新的获益周期。尽管技术创新仍然为消费者创造着巨大的实用价值，但它们却常常不能给企业带来应有的回报。事实上，很多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产品与服务都非常类似，但它们的经营状况却大不相同，很多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优势并未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优势。游离于战略创新之外的技术与管理创新已不再成为推动企业价值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
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指出：“企业必须选择一套与众不同的策略，才有长久的竞争力。”他认为，面对来来的经济竞争，管理的改善与组织的重整固然重要，但唯有与同行策略相异，才能常保竞争优势。
加里·哈梅尔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公司兴旺发达靠的是改变游戏规则。”
我们的感悟是：“小老板靠勤奋吃苦赚钱，中老板靠经营管理赚钱，大老板靠战略决策赚钱。
9、 品牌新论
有恒产者有恒心。品牌战略是追求长线投资的企业家必然的选择。由此，应有如下价值观：
第一、品牌是一条苏伊士运河。品牌的创建如同开凿一条运河，如果费尽千辛万苦开辟这条运河只是为了放一条船，那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开拓这个运河之初，就应该准备让众多的贴着同样标签的船通过。一开始就是百年大计，这样，假以时日，品牌的市场价值将是无以伦比的；
第二、品牌是一种公信力。公信力是社会公认的信誉度，需要非常大度的、持之以恒的积累。累计起来的公信力是非同一般的。特别是在信誉危机的年代，当人人都过于精明，交易时谁先给货，谁先付钱成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最不精于算计的"傻瓜"反而是最值得信赖的。因而，也是获取商机最多的“幸运儿”；
第三、品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是品牌活的灵魂，丧失了创新力的“品牌”只是一个死的躯壳。
10、 做事、做市、做势
策划在于帮助企业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发展阶段选择和设计不同的发展策略。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小企业要实现原始积累，老板必须亲历亲为，做好每一件事；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老板的精力更多地集中于市场开拓和创造，把市场工夫做足；而大企业、大项目考虑的应是如何借势、用势、造势，从而确立行业的领先和优势地位。
做市——市场经营有三种境界：“等市场”、“找市场”和“做市场”。所谓“等市场”，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及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做法，重生产与内部管理，轻市场营销，坐等市场找上门来；所谓“找市场”，是目前最惯常的做法，从短缺到过剩的过程中，企业被迫开始关注外部环境，研究市场，进行目标市场定位与细分，开始讲究营销策略，但一般还是按惯常的思维方式跟风，一哄而上，同构竞争异常激烈，不时引发“价格大战”、“广告大战”等恶性竞争的肉搏战，常常是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所谓“做市场”，则是指跳出同构竞争，进行战略创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改变行业游戏规则，超常规、反传统，创造全新的需求，进入一个相对无竞争的境界。
“做市场论”不同于各种市场营销策略与市场管理技术（如4C、4P、UPS、整合营销等），不是针对企业经营的某一局部环节，而是强调企业整体经营战略的创新，其精髓是改变游戏规则，提高竞争障碍，确立具“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的竞争优势地位。
做势——《孙子兵法·势篇第五》对“势”专门有精彩的论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所谓时势造英雄者，英雄者，非必大异于常人者，而是善识时势，且善用势能而已。
11、 不要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调研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社会发展与变化的速度与节奏越来越快，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日益增多，产品与企业的生命周期日益变短，工业文明时代的长周期与稳定性正在消失，消费需求日益分化且模糊不定，机会越来越多但稍纵即逝。在这种情况下，静态的、定量的、模式化的市场调查结果往往只能体现现实的状况，而不能反映未来市场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制定方案，难免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传统的市场调研更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情况，对企业如何应付现在和未来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小，而建立在信息的广泛性、多样性和丰富商业经验基础之上的、敏锐的市场直觉往往会给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所以，最根本的是要动态地把握市场需求的趋势，从而适度超前地引导和创造市场，才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消费者需求重心转移趋势是：
——从量的需求到质的需求，即越来越注重重视产品品质、质量与性能等；
——从有形要素的需求到无形要素的需求，即越来越重视心理感受、品牌联想、荣誉感、归属感和身份感等；
——从性能的需求到精神的需求，即越来越重视品位、格调、风格、个性和象征意义等；
——从产品的需求到服务的需求乃至关系的需求，即需求呈现软化的趋势；
——从单一化、大众化的需求到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即需求分散化的趋势。
12、 策划方法——哑铃模式
13、 策划流程
王志纲工作室策划法则
转变思维法则：
策划是一门复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其本质是思维的科学。它的精妙之处在于不同思维方式的运用。策划是将单线思维转变成复合思维，将封闭性思维转变成发散性思维，将孤立、静止的思维转变为辨证的、动态的思维，将传统的量入为出的思维转变为量出为入的思维。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换一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往往豁然开朗，感到海阔天空。
创新法则：
克隆的价值是有限的。策划贵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永远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但创新不能凭空想象，想当然地“创新”。太超前了要跳楼，不超前要被淘汰，怎么适度超前？需要有对企业特性和中国国情非常深刻的把握，以及对社会及行业趋势的把握。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理念先行法则：创新有不同种类和层次：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品牌创新、理念创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理念创新是其它层面创新的灵魂和统帅。
理念创新是打破规定动作的框框，创造自选动作。依据创新理念开发出的不是工业化、标准化的“工业品”，而是量身定做的原创性的“工艺品”。理念创新贵在原创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念创新，乃是一切创新之源，是一切创新之本，它决定着其他种种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成败，它既是其他创新活动的基石，也是其他创新活动的罗盘和指针。如果说其他创新都还只是战术层面的创新的话，那么理念创新就是战略层面的创新。战略定位决定着战术动作的展开。因此，理念创新具有更大的难度。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创新挑战。
如果说其他创新都只是制造常规武器的话，那么理念创新就是制造核武器的活动。理念创新决定着未来竞争的成败。
自选动作法则：
工作室应是自选动作的创造者。自选动作的天地最宽，因为可以由你任意发挥；自选动作的难度很大，因为你没有成规可以借鉴。但自选动作依旧应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因为谁创造了自选动作，谁就创造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成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就拥有了话语权。自选动作的本质是创新。
三性法则：
如何达到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是项目和产品策划必须要考虑的。具有这三性的项目或产品，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处于无竞争状态。
唯一性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结果。权威性与排他性与策略思路、资源整合对象以及科学创新密切相关。三者的统一与完整，可以保证竞争壁垒的固若金汤，可以拒追兵于城外，可以有效抗拒克隆技术的魔力，可以赢得市场的追捧。
适度超前法则：
策划要讲究审时度势，太超前不被市场接受，要跳楼；太滞后坐失良机，没有效益；与市场同步，利润摊平且很易被人模仿，效益短暂。如何适度超前地引导市场、创造市场大有学问。适度超前产生的先发效应，可保持相对时间的无竞争状态，从而获取超额利润。
梳理分析法则：
做策划首先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老板判断。企业的掌门人怎样，是决定策划成败的关键。因为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企业是企业家的物化。任何一个好的思路、好的策划方案只有在老板领会、吃透、充分赞同和肯定并创造性实施和操作的基础上才能变为现实。
第二，企业诊断。企业从那里来，今天处于什么状态，明天向那里去。存在决定意识，出身决定风格，对企“来龙”的掌控，是对“去脉”设计的前提。
第三，资源盘存。企业有那些资源，除了有形资产，更注意它有什么无形资产和隐形资源。比如公共关系、优惠政策、上级扶持等特殊优势。
辨证施治法则：
西医的哲学是把人当成机器，分解成各个零部件来考虑问题，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则是把人当作一个整体，考虑其阴阳是否平衡，血脉经络是否通畅。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望、闻、问、切，把握根本，辨证施治。我们的策划更接近中医，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和解决问题。
系统化运作法则：
策划不是一两个点子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调查研究、企业或项目诊断、企业或项目战略定位、理念创新、策略设计、资源整合、操作实施、顾问监理、动态调整、总结提升等诸多环节。
“垫脚石”法则：
任何策划目标的实现，要想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我们往往将这一过程分解成若干可以控制的步骤，每一步都有阶段性成果。就像过河，要想不湿鞋，每跨一步都要有块垫脚石。使企业或项目通过这些中间的支点，顺利达成最后的目标。如此不仅可大大降低失败的风险，而且每一次小的收获都为最终的成功奠定基础，最后的成功则成为必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企业发展永恒的基础法则。
核心优势法则：
策划不管是对区域、企业还是个人，最主要的是准确的自我定位，即找出自己的核心优势，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这种优势，并量身度造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才能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获。
量身度造法则：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如何扬长避短，是企业战略的精髓。策划应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把策划对象放在这个坐标里面，对他进行准确的定位，帮助他对拥有的资源要素进行梳理和整合，以期达到最佳效果，也就是度身定造。
因时：即审时度势，把对象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搞清楚他的昨天、今天、明天，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和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因地：挖掘对象所在地区的资源，和文化底蕴，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各种环境优势，从而聚人气、地气、财气。
因人：针对企业自身和企业老板的特性，设计不同的战略和策略。策划家相当于服装设计师而不是裁缝。服装设计师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体形和气质，扬长避短，再参考社会的时尚和潮流，进行独家创作。
战略至上法则：
策划最讲究的是战略，在战略方向没有确定之前，任何战术都无所谓好坏。正如一句英格兰名言：“对于一艘盲目航行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系统定位法则：
准确的市场定位是成功策划的关键。对社会大趋势的精妙把握是能否定位准确的前提。我们策划时首先要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帮助企业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定位要将企业放入地区、行业、企业发展状况的三维坐标系中来考量，从而确定企业在行业中的位置、产品在市场中的位置、品牌在社会中的位置。
预留“管线”法则：
策划不要仅局限于眼前，而要有长远的考虑，宽打窄用。要为未来的发展预留充分的空间，埋下可以发挥的伏笔，为未来的产业嫁接事先留下对接口，为未来的利润增长点培育胚胎。形象的说法就是预留“管线”。
预留管线需要策划人具有超前长远的战略远见，故非一般以眼前利益为中心者可以为之。
预留管线法则要求，既要保证当前项目的成功，还要预见项目在未来的发展态势，并尽量使现在的成功策略与未来的成功接轨。故此法则实际上使现在的成功策略成为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开放性面向未来。故预留管线法则要求策划人策划的不仅是项目的现在，更是项目的未来。
换芯片法则：
企业家是企业的头脑。他不仅是权利的源泉，也是企业智慧的主要来源。
策划一个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策划一个企业家，帮助他实现知识和智慧的充实，以及升级换代。
策划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主要表现为策划人与企业家之间头脑的磨合与相互影响。策划人如果不能成功地影响企业家并使其思维方式朝正确方向转变，则成功的策划活动就无从说起。
所以我们坚持与老板们的直接交流，也坚持帮助企业家实现方法论以及知识智慧上的升级换代。用时髦的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为老板换芯片。
消化老板法则：
欲策划老板，必先吃透老板。
能成为老板，其阅历和智慧定有过人之处，一般都非等闲之辈。或者说，他本身就具备策划人的素质，就像一个好的导演同时也常常是一个好的编剧一样。他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肯定是把握住了现实中的某种规律。但他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呢？这是分工协作所使然，亦是信息爆炸、机会风险频生的知识经济所使然。作为企业分外看重的外脑机构，我们之所以能为企业家所倚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获得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特权。我们同企业家合作的第一课就是消化企业家。由于我们这个特殊的职业，使我们常常能够在两三个小时里吸纳和消化企业家用血肉、灵魂数十年打拼出来的精华，再转化为我们的能量。消化企业家，再造企业家，也许是我们的工作室在跟市场经济对接时一个鲜明的特点。所以，策划实际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大势把握法则：
“条条大路通罗马，策划就是寻找最近的那条路。”“最近”是指顺应大势，吻合规律，尽可能不走弯路。趋势的潜流就在现实平静的海面之下，策划就是要找到它的流向，通过创新让企业之船适度超前地顺应它的流向，借势、借力，被潮流推着走。才能像冲浪者那样立于潮头之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面对时代的快速变革，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能否打造百年老店，不在于它一时的技术领先或市场的占有率，关键在于它能否审时度势，在一个又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及时调整企业的航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企业战略运营的最佳境界。
文化底蕴法则：
名牌的背后是文化。策划最有神韵之处，往往体现在对每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把握，发挥、利用和体现上。工作室策划方法论的一大特征是更强调区域文化背景的分析。在尊重传统市场调查方法和结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社会学式的感悟式调查，通过交流取样。注意捕捉特定的历史文化浸淫下形成的区域文化个性与社会经济结构及消费心理偏好。重在把握社会运行的脉搏，脉象既明，即可将区域文化底蕴注入项目的理念（概念）开发及市场推广策略之中，常可获厚积薄发、石破天惊之效。
如：顺德碧桂园借用“可怕的顺德人”；昆明世博会推出“万绿之宗，彩云之南”云南新形象；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年，浓缩为“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
地域解码法则：
中国有句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每一地域有这个地域特有的文化，每一个城市有这个城市特有的性格。从事房地产开发，除必备的专业知识以外，如何做到“近水知鱼性，隔山识鸟音”，准确为地域文化解码，是关乎地产商生死存亡的大事。
20度直觉法则：
市场调查80%靠数据，20%靠直觉。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瞬息万变，靠统计得来的数据很难准确反映处于动态中的市场变化，搞不好就会是刻舟求剑。特别是中国这个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不像西方市场那样有据可查。所以，我说市场调查就像烧水一样，可以烧到80度，最后的20度得靠直觉、经验来把握。
顺瓜摸藤法则：
市场调研的作用，应如任何情报工作一样，一在于摸清未知之情况，二在于印证已有之判断或假设。大势把握的结果，自当有一个基本的结论，顺此结论去探索市场需求之来龙去脉，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谓之顺瓜摸藤。其思路有异于一般的市场调研，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嘴尝市场法则：
饮食文化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向倡导在策划实践中对地域文化的发掘与利用。而吃饭是到哪儿都必不可少的基本需要，透过吃来品尝、感受与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与底蕴，我们称为“嘴尝市场法则”。带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与一个地区的风土民情，消费习惯和喜好，生活水准与格调等策划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用嘴吃出当地的文化与市场感觉，就成了一种颇为有效的调研方法。食不必贵，但必须代表地方特点与神韵。
做市场法则：
市场是做出来的。企业的市场经营有三种境界“等市场”、“找市场”和“做市场”。
所谓“等市场”，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及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做法，重生产与内部管理，轻市场营销，坐等市场找上门来；
所谓“找市场”，是目前最惯常的做法，从短缺到过剩的过程中，企业被迫开始关注外部环境，研究市场，进行目标市场定位与细分，开始讲究营销策略，但一般还是按惯常的思维方式跟风，一哄而上，同构竞争异常激烈，不时引发“价格大战”、“广告大战”等恶性竞争的肉搏战，常常是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所谓“做市场”，则是指跳出同构竞争，进行战略创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改变行业游戏规则，超常规、反传统，创造全新的需求，进入一个相对无竞争的境界“做市场论”不同于各种市场营销策略与市场管理技术（如4C、4P、UPS、整合营销等），不是针对企业经营的某一局部环节，而是强调企业整体经营战略的创新，其精髓是改变游戏规则，提高竞争门槛，确立具有“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的竞争优势地位。
要素整合法则：
策划是通过全新的理念和思路，对生产力的各种要素、资源重新整合，使之产生1+1>2，甚至原子裂变式的市场和经济效益。这些要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及其它各种相关的显形或隐形的要素。策划人是整合大师，是把文化和商业、知识和利润有机结合起来的人。
突破与引爆法则：
王志纲工作室作为市场化的顾问机构，与学院派及官方类似机构相比，更加强调策划方案的可操作性和直接的市场效应。为此，工作室在项目策划过程中，在把握总体战略和通盘考虑的前提下，尤其强调寻找和设计项目市场突破点或引爆点的重要性。以保证使客户能够得到短、中、长期的回报。
复合嫁接法则：
复合嫁接方法是整合思维的结果。尤其适于房地产这个横跨第二和第三产业、涉及面极广、产业拉动力巨大而惊人的特殊行业。
从策略角度而言，复合嫁接能创造全新的产品、经营模式和市场，塑造全新的企业、项目形象，增强项目和产品的吸引力，体现企业卓而不凡的竞争力，从而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创新制胜时代，复合嫁接是房地产创新的重要方法，是使开发商在白热化竞争中脱颖而出和参与“巨鳄游戏”必备的利器。
新“木桶”法则：
传统的木桶理论认为补短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木桶理论则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工合作、资源整合的经济，如果能把原有的长板做得更长，做到极致，使其成为绝对的优势，并且依此长度，到市场上去寻找短缺的其它长板，通过优势组合，组成一个新木桶，既可解除短板的困扰，又可最大限度地发挥长板的作用，同样可以取得好的效益，。
因为就企业或项目而言，有的短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而要其加长其长板却易如反掌，在此态势下，新木桶理论就很有效果了。
多兵种协同作战法则：
策划不能哪一家包打天下，要解决复杂纷呈的问题，在整体战略和策略方案确定之后，需要整合利用各方面的相关资源，多“兵种”协同作战是策划成功的保证。
动态监理法则：
策划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方案，提交一份报告，而是要对整个项目运作过程加以动态的把握，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准确和快速的反应，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顾问监理就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正调整策划方案，整合资源的过程。
车头车厢法则：
这是关于竞争策略选择的比喻。所谓做车头，就是做行业竞争者中的领头羊。做市场的领跑者、市场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选择做车头的。这不仅取决于企业规模、市场占有率等硬性指标，更取决于企业战略和企业领导者的眼光与能力等软性指标。缺乏战略远见的企业是没法做好领跑的。
所谓做车厢，就是做追随者，跟在领跑者后面拣便宜，领跑者筚路蓝缕，开创出一条通道，追随者就在这条道上毫不费力地快速前进。这是做车厢的好处。可以节省许多研发成本以及市场开拓费用。但它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策略取决于资源与能力，做车头还是车厢，只有综合分析盘存企业资源与能力之后才能决定。
头啖汤法则：
喝头啖汤是善于煲汤的广东饮食文化的特殊讲究。指喝汤要喝老火煲就的、原汁原味的第一道浓汤，才能保证其纯美与营养都先为我所得。其后二道、三道掺了水的汤，不仅味道全无，营养大减，食者还不免有所谓“拾人牙”或“残羹剩水”的嫌疑。比喻只有抢占先机，才能获得最大效益。故，英雄多敢为天下先。俗语所谓：先下手为强。亦竞争之一策也。
鲍鱼法则（众星捧月法则）：
所谓鲍鱼法则的灵感，也来自于粤菜。
鲍鱼者，主菜也。需要精心打理，精心炮制。只要做好了这一主菜，则其他都属于配菜，略上一些，衬托一下场面，热闹热闹即可。待客的级别与好坏，主要就从主菜体现出来。所以，鲍鱼作为主菜，实在是不能不重视的。
策划一个项目，好似做一桌宴席，首先必须要帮助客户精心炮制好这道“鲍鱼”，只要市场买你这个鲍鱼的帐，你就大功告成了。一盘散沙的概念堆砌是没用的。必须突出一个主题，也就是这里所谓的鲍鱼。这鲍鱼实际就是月亮，其他的搭配就是星星了。更高的策略境界是，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将自己做成鲍鱼，以他人为配菜。由此，众星捧月，不仅逃离同质性竞争的窘境，反获烘云托月之妙。所以鲍鱼法则也可以说是众星捧月法则。
层层剥笋法则：
笋子在成为竹子之前，是有多层外皮包裹的，剥笋时总得一层层的剔开才能剥到所需的笋心。所谓造化天工，为我们提示了一种有益的策划方法。
这就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可以把项目策略设计得环环相扣而天衣无缝，使之逐层展开时令人有大开眼界、览之不尽、层出不穷的纵深感。也使得策略设计可以如孙子所谓"无穷如天地，不绝如江河"，可以相互支撑得巧妙而长久。而不是一览无余，了无伸展余地。
从另一方面说，层层剥笋也可以是对项目或企业资源的一种利用方式。即从某个立足点生发开去，把藏在深处的核心资源给挖掘出来。而其周围资源也因此而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与整合。
一虾三吃法则：
高明的厨师可以把一种菜做出多种味道与吃法来。高明的食客更善于把一道菜做多种享受。三吃只是中国数字里习惯的虚指而已。指对同一事物，分解开来，换一种思路和做法，可能会得到额外的收获。策划实践中对于一个特定的项目或项目资源，显然要努力做到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这就需要对项目和资源做最佳的安排和利用。一是如何把资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上，二是如何把资源做最佳的多层次使用。
拔萝卜法则：
拨出萝卜带出泥，这是生活里的常例。
它说明，在你致力于获取所需目标的时候，会不经意带出许多隐藏的、关联的、具有深层次意义的东西。如何有意识地挖掘这些背后的奥秘，有效利用这些顺带的成果，则显示出不同的境界。这也正是我们有别于他人的一种功力吧。
剥牛皮法则：
俗话说一头牛身上剥五张皮，比喻尽最大可能挖掘潜力，可以争取多元和超值效益。对于任何项目而言，在策略设计之初就应考虑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获取多重效益，这种对资源和成果的多层次利用法则，正是我们一贯追求的重要原则之一。
搂柴打兔子法则：
这是农业文明社会里生活的哲理——上山收集柴草，惊出了草中的兔子，顺便打一只，反而成了主要收获。
我们的策划人员奔波于全国各地，为各种项目出谋划策的同时，接触了大量第一手的社会经济信息和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各种类型的企业和老板。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机会。我们应逐渐形成这样的习惯：不要放弃看似与眼前项目无关的东西，策划成果之外的顺带收获也许能派上大用场。策划的工夫在策划外。
老火靓汤法则：
老火靓汤，慢工出细活。这是形容煲汤的火候与品质的关系。同样，一个项目的成功引爆不是一日之功；一个好的策划绝非急功近利、一招一式所能成就；一个品牌更需精心打磨，方成大器。
老火靓汤其深层次的意义更在于老火靓汤所表现出的“汤”的状态——你再也区分不出汤里的营养或味道究竟是哪种配料的贡献。这已经是所有的汤料一体化了的综合结果。
这是所谓炉火纯青、臻于化境的状态，是无招胜有招的状态。
政企双赢法则：
一般说来，政府是经济法律、市场规范、企业行为准则等等的制定者、评判者、监督者，而不是商业行为的参与者。正如体育比赛，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本身不应该参与经营活动，而只是履行法律赋予的规范和裁决市场的职能。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在由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地方分权、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政府是不可忽视的市场要素。市场策划必须充分考虑政府行为，有效调动和发挥政府的积极性，达到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策划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门“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在算经济帐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政治帐，这是中国的国情。项目的成功不仅要有经济效益，还要有社会效益。政治、经济可以相互转换，转换得好，各得其所。把握不好，要栽跟头。所以杰出的策划应该努力达成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的复合共升。
五出法则：
我们策划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项目的成功和获得经济效益上，而是从策划的开始就考虑如何让企业达到“五出”的效果：
出成果——使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效益和项目的成功；
出机制——是促使企业逐步形成更高效率的管理和运作机制；
出品牌——建立或者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出人才——在合作的过程中锻炼出一批高素质的策划人才；
出网络——使企业建立属于自己的资源和营销网络。
中国城市群落谁主沉浮？——两个三角洲的较量
最近1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左右，每年转移农村人口1000万人，10年中有超过1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小城镇。可以预见，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近34%左右提高到50%，也就是说，将至少有一半人住在城市里，古老的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将步入城市化国家的行列。
这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和转型。中国的社会要进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要提高，离不开城市化的推进；困扰政府已久、尾大不掉的“三农”问题要彻底根治，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张来解决；中国的区域经济板块要腾飞，更是离不开城市体系的重构和优化组合。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将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较量，更是日益兴起的城市群之间的角逐。“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这曾是上个世纪后半期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今天，当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厚积薄发、日益崛起的时候，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怎么发展？如何看待广东今后的地位，看待长江三角洲的崛起，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既涉及到意识形态，更关系到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部署。欲破解这层层经济格局之谜，只有把目光投向城市中国的大背景，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更为清晰的道路。当经济发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来调控“无形的手”的时候，需要“有形”和“无形”这两只手统一整合的时候，“无为而治”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两个三角两种手势
目前，国际上已经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带视为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它们分别是：以波士顿和华盛顿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带；以多伦多、芝加哥为核心的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大湖城市带；以东京为核心的从东京、横滨到大阪的日本城市带，以伦敦为核心的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英国城市带和以阿姆斯特丹、鲁尔区、巴黎为核心的西北欧城市带，还有就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带。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城市经济的竞争中，尤其是在城市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上，无论观念还是实践，珠三角都已经比长三角慢了半拍。珠三角城市带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都市圈雏形的经济群落，在整个发展思路和城市间的彼此定位上必须有根本的变化。
首先，要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必须重新洗牌。即使是香港，也不能总是就香港本身来谈香港，一味地强调自我消化，还是一个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循环思维。试想一下，如果香港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没有业已全面形成的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没有与珠三角在产业结构上的互为补充，没有一个大华南经济圈的意识，根本没法想像它的发展空间。
当然，犯这种错误的不仅是香港，几乎所有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都有这个毛病，佛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不久前，广东省终于提出要整合顺德、南海打造大佛山，把佛山建设成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记得10年前，当时伴随顺德、南海等地的撤县设市，各自为政的趋势愈演愈烈。佛山市显得日益窘迫，说严重点其实它的号令范围也就是一个佛山城区。怎么办？佛山的发展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承认诸侯割据的现实，自断羽翼，要么逆势而为，削藩整合，就是把佛山变成大佛山，让顺德、南海成为一个区，这是一条积极的出路。但在当时，这条路根本走不通。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周天子和各路诸侯演义图”。佛山搞一个体育中心，顺德也搞一个，这边搞一个大学，那里也在准备，资源耗散，谁也吃不饱，根本达不到现代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像佛山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尤其是县级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到处都出现了重复建设的败笔。由于没有城市分工协作的眼光，都只想自身的现实利益，城市资源无法实现很好的配置，相应的城市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话说回来，这与广东的传统有关。改革以来，广东历来是习惯于无为而治，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体现了民间草民阶层的创业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但凡事都有两面，正由于政府是无为而治，虽然当初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化，就出现了很多的错位。当经济发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来调控“无形的手”的时候，需要“有形”和“无形”这两只手统一整合的时候，“无为而治”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但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却是好事。自由放任是广东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绝非永远过程，更不能形成“无为而治万能论”。广东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问题出来了，由于没有解决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乏力，经济产业结构失衡，社会普遍崇尚投机。因此，有人形容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和华东的情景则恰恰相反。拿华东跟广东相比，也就是10年工夫，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长江三角洲长成了一个经济巨人。上海除了中央的强力支持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背后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比这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非常值得华南经济学者思考的问题，也是应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长江三角洲之所以后来居上，蓬勃发展，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有形的手”的作用。今天来看，上海在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分工、生产力配置、城市功能的定位上有许多值得珠三角思考的地方。
说到城市体系的构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下，上海、江苏、浙江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省级行政单位，但现在不仅江苏，浙江，甚至江西，都想成为上海老大哥的小兄弟。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圈中各个城市和区域的定位和发展思路了。
举例而言，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非常清晰，就是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上海的辐射半径非常广泛，整个城市规划根据车程制造了四个半径的区域概念：一是半小时车程辐射区，二是一小时车程辐射区；三是两小时车程辐射区；四是四小时车程辐射区。所谓半小时车程辐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个角落，上海市区之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的布局都以此为依据；一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地区；二小时车程辐射到南通、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四小时交通圈已经包括了南京。这10年，上海围绕着这么一个区域的概念做城市规划，结果把整个长江三角洲都给规划进来，把长江三角洲7000万人口都给覆盖了。这个思路出来以后，使得江浙一带整个物流、人才流、资讯流，都来与上海进行相应的对接。回过头看珠三角，整个华南地区的规划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城市交通建设常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此，珠三角急需有一个强力政府来整合各路诸候。像佛山就是一个典型，与其让一些小诸侯来耗费资源，还不如搞一个大佛山。这也符合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还有广州与香港这两个中心城市，能否走出自我循环，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把大上海的发展思路对比大华南，如果我们真的能按照华南经济圈和国际城市群的思路来进行功能配置的话，很多问题便容易解决了。这时候，谁能够成为城市经济时代的心脏起搏器，谁就能够占据制高点。上海已经起到了长江三角洲心脏起搏器的作用，但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广州还不行，“学历”还不够，比香港还差一点，香港单独也不行，而广州要与香港结合起来，这个区域经济的心脏起搏器才能发挥作用。香港就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当于浦东开发区一样，至于沿线地区的港口码头就相当于上海的港口。广东其它地区如珠三角地区的加工产业，就相当于昆山、苏州，如此一来，就构置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关系，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这个思路之所以可行，还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
经营城市：长三角先声夺人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水平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即怎么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过渡到今天的经营城市。建设城市大家都懂得，建设城市找市长，哪个地方修了一条路，哪个地方建一栋高楼，统统市长过问。现在有很多市长就喜欢搞政治工程，动辄大兴土木、旧城改造，这是很初级的标准；中级水平就是在管理城市上比较到位，把一个城市搞得像一个花园，像东北的大连、广东的深圳，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的探索上都很有特色；但是城市发展到了今天，更多的市长开始全面地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增值的问题。
这方面上海是一个范例。一个城市经营得好，其对资源的配置和周边地区的辐射力非同一般，小则带动周边的经济齿轮，中则形成一个大区域的首位性城市，大则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它区域的城市经济带形成分庭抗礼的格局。所谓的大上海引领中国，就是因为大上海把自身的城市经营当成一个龙头来做，结果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广州和香港分别是华南经济圈的两大中心城市，怎么经营好自己，怎么确立各自的角色分工，怎么在国际平台上形成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的互动格局，按照城市体系的构架来体现经济辐射效应就至关重要。
经营城市的课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破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还没有弄明白。所谓城市，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的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为什么有的城市天天招商引资却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城市却通过打造环境“招智引商”，巧妙地赢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呢？思路决定出路，用一句大寨时期的话来形容，就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资本大量涌入近水楼台的珠江三角洲，造就了珠三角的经济奇迹。到了90年代末，台湾资本接踵而至，仅江苏一个小小的昆山，据说台商就有30万之众，这还不够，现在广东东莞的台商也纷纷开始在长三角安营扎寨，广东省政府为此非常着急。讲政策、讲让利、讲区位，珠三角都不比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因就在于，多少年来，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一直是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生产，后生活。但当中国的人均GDP突破800美元，从温饱进入小康的时候，整个社会和城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成了先治窝，后治坡。首先，如果是在创业初期，投资者是先生产，后生活，而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看重城市的软环境，追求舒适、良好的生活形态，也就是先治窝，后治坡，只有安居才能乐业。这一点，长三角良好的生活环境占尽了优势。其次，长三角的规范化服务和相对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吸引外资的转移，相反，珠三角的市场经济灵活有余，规矩不足，善于变通也意味着无序，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其三，珠三角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年城市化的进程中，缺乏经营城市的意识，大城市盲目摊大饼，中小城市急遽膨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结果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产生治安、交通等很多问题，难以管理。所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尤其是台商，更愿意把家安在上海，工厂设在昆山，前店后厂，家属安排好，高智力人才也愿意来这里，生产生活两不误。
所以在长江三角洲，工厂开到了昆山，服务的店就开在上海，由此带动了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像珠江三角洲，城市经营还是比较粗放，大家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较长三角略逊一筹，肯定会影响到外来资金和人才的进入。这就是“先治坡后治窝”还是“先治窝后治坡”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战略先锋：珠三角保持本色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与日益崛起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相比，珠江三角洲是不是真的要不可避免地走衰了？广东还有它的优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广东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主要有三次北伐。最早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广东结束了外贸独占的历史，大批的广东人迁移到上海，也就是说，上海开放以后，它的商业支柱不是宁波帮，而是广东人、潮汕人；第二次是政治北伐，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革命；第三次北伐，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从粤人经济的北上到粤人文化的北上。纵观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广东人不断给内地洗脑的过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启了内地市场经济的闸门。这几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放开以后，大批的广东发展商纷纷北上，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波就有广东好几个超级大盘地产商，包括合生创展、万科、中海等等，都打着粤军的旗号往北京跑。由于粤商的介入，用不了五年、十年，北京的城市建设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也会像广州人一样享受很好的居住文化、居住社区。这里不是说广东人聪明，而是说广东人更像一支商业北伐大军，尽管他们主要是以逐利为目的，但在逐利的同时，也把一种商业文明传递到北方。而且要看到，以广东为代表的商业所传递文明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广东向北方输送先进的商业文明形态，也是一以贯之的。
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那就是在文化领域，最典型的是传媒产业，北方也正受着南方的影响。中国的传媒只有两个中心，一个北京，一个广州，广州的传媒业之发达，一点也不亚于北京，广州的媒体从《新周刊》、《南方周末》到《21世纪经济报道》，到《南风窗》，都是辐射全国的。这些媒体能保持全国性影响，曾经历过一场有趣的转换。早期内地人看广东媒体，关注的是广东鲜活的故事，因为那时广东是开放热点。但到了后来全方位开放，纯粹的新闻走不通了，广东媒体自觉实施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调整，把自己变成了文化和资讯的加工厂，把全中国的素材收集过来，再用广式月饼的方式把它加工，卖给全中国，照样火爆。现在，广东的媒体从业人员纷纷北上，给北方的媒体带去了新的观念和商业操作模式。而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大部队还在后头。
其实，广东的商业文明之所以有强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本身就是粤港一体化联手的产物，正是因为背靠香港这个发动机，才保持了广东经济20多年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广东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小看。就在不久前，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石化历经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终于落户惠州，总投资43亿美元。项目一旦投产，据有关方面测算，其每年所带动的工业增加值将占到广东省年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惠州将成为继美国休斯顿、荷兰鹿特丹、新加坡后的世界第四大石化城。由此，广东的经济分量可见一斑。广东人最大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他强调一种商业精神，很务实。正是这个特点，所以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广东能够先行一步，放开搞活，再加上背靠香港，一衣带水，以港为师，使珠三角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许多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特色办法来搞活经济，出现了广东四小虎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把珠三角与长三角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广东最需要补的一课就是在“敏于行”之外，还要“勤于思”。
回首广东2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为中国贡献了很多的东西，未来广东也还是有这个“市场需求”。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各界一再讨论的粤港一体化。要想解决好一体化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香港毕竟一国两制，它要充分地行使主权，我们不能够强迫人家来跟你一体化。但从客观上看，目前香港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可能会促使它加快考虑要不要与广东联合，毕竟粤港一体化就意味着与珠江三角洲这个广大的腹地绑在一起，是好事；第二，粤港一体化这个经济直通车能不能挂上档。目前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很难消化的东西，香港广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三，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里面。粤港的一体化是对一国两制充分的发挥，对台湾的示范意义自不待言，涉及到中央决策层全局的考虑。
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城市中国已经到来的今天，广东和香港更需要开阔视野，不能再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号，而应该联起手来，着眼于打造世界级的华南城市圈。惟有如此，广东才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再一次扮演战略先锋部队的角色.
“让传统开发商退居二线”
--王志纲关于“城市运营”的系统论
记者 王 侯 程友进
何谓王志纲？
毕竟在深圳地产界浸淫多年，也许是文人相轻（笔者窃以为），也许是耳濡目染，如同不少业内同行一样，笔者之前对王志纲虽有顶礼之心，但难有膜拜情绪。
但与王志纲甫一面对面，记者顿感汗颜，一则是王的口若悬河，其知识渊博、见识广博决非笔者堪比；二则是王的思路和大势研判能力，决非常人所及，王“大师”名副其实！
王究竟应怎样的定位：策划师？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一言难蔽之。
翻开王的风云里程，与其说其是一个策划师，不如说是一个先行者--从碧桂园开始，王是中国地产界真正导入营销理念的第一人，并且足足影响至今；从华南板块，王提出复合地产、大盘概念，将大盘运动演绎的出神入化，将华南板块捣鼓得全国沸腾，王的先见、王的睿智、王的卓识，令业内不禁惊叹……王总是出人意料地先行一步，而半年后，后面总是追随着成千上万的模仿者！王的领跑者姿态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又是如此般的酣畅淋漓。
也许王本身就是一个沉湎于恣意享受领跑乐趣的人。
这不，正在人们赶、学大盘的时候，王志纲已悄然将注意力转移到“城市”来！王志纲提出了城市运营的系列理论，并在近期大事张扬，全国感召，再次掀起“王氏旋风”。
刚在钓鱼台由建设部主办的“2002城市经营研讨会”上演讲归来的王志纲，谈起他们手头的这类项目如数家珍：西安，在原3800亩“田园都市”项目基础上，扩展为60平方公里的曲江新城，正按照我们的理论在实施；天津滨海1.5万亩打造新天津项目，在前期定位和规划之后，将由万科和顺驰地产公司作为领头羊先行进入；丽江，建设一个“新丽江城”的方案正在征询各方意见，紧锣密鼓地推进；长沙、宁波……。
这次，不仅是理论准备，大量的实践使王志纲似乎显得异常的“理直气壮”。因为王再一次抓住了“历史时机”--全国“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大势所趋--这是一个壮阔波澜、激动人心的大背景，于是王志纲铿锵击鼓、掷地有声：“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必将迅速退居二线，城市运营商将在未来十年主导中国的房产与土地业”！
这就是王志纲！不仅是先行者，更是先导者！
--记者手记
“城市运营”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义--
发掘每座城市的性格，建立不一样的标签
王志纲一落座，便直接切入主题。他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正进行一次大洗牌，这不仅是格局上的，更是一次“洗脑”运动。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王归纳为：“第一阶段是指1949年至1978年，即建设城市阶段。这时期建设的城市如‘火车拖来的城市’玉门，再如攀枝花、六盘水等；自1978年至1992年为第二阶段，即管理城市阶段。城市依然在国家的指令计划下运作，但社会已经逐渐接受市场经济，尤其是国家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使城市管理成为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自1992年深圳开始拍卖土地起城市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城市运营阶段。但这一阶段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现在，有关城市的定位、核心竞争力、产业链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才真正摆在了市长们的面前，成为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认为，目前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具有世界城市的意义，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龙头。其它城市都应依城市群的有机分布，找到自己独特的、与增长极互补的优势和位置。所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其它大中型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归位与再造。
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今日，又到了一个出海口。“在世界城市研究中，有一个纳瑟姆曲线规律，是指当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国家城市化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已经迈入高速发展期，这的确是一个关键时期。”
王形象地以船老大和船长来形容城市发展和经营理念的升级换代，他说：“这是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城市领导者首先要解决从船老大到船长的角色的转换问题。船老大凭眼睛看方向，船长要用罗盘、航海图，需要非常全面的关于海洋的知识。要了解东经、西经、潮涨、潮落。这就是以世界为参照系，逐步世界化的课题。”
他强调，一座城市不是以规模来衡量生命力和竞争力，关键在于城市的个性。他引经据典：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却“小国寡民，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享誉世界的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靠世界经济论坛带动和发展，享誉世界。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城市运营”的系统工程--
从战略到战术，从“三老工程”到“火锅理论”
“城市运营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点有线还有面上的”。
王志纲对城市运营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义。他认为城市运营首先要定位、定性其次才是定量。前期工作至少应包括：城市战略定位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策略设计、城市产业要素梳理和整合、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城市包装与推广五个层面的内容。
在中国，最早提出城市经营的概念并付诸实践的应该是大连，可以归结为两句话：首先是政府把所谓的城市土地权进行市场转换；其次是用这些钱在强化城市形象、规划的同时进行包装推广。“但今天的城市经营显然要更复杂，更多元，更市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资产，那么它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强调走差异化经营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
归纳起来，城市经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城市定位，也就是要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道理很简单，没有个性就很难差异化竞争，没有灵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王志纲将贵阳定位为“森林之城，休闲胜地”，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城市定位之后，就是城市发展战略。王举例说：“我们参与策划的1999年云南昆明世博会，就是通过会展经济实施区域与城市发展战略，使云南省利用世博会这个超级杠杆完成由烟草大省、有色金属大省向旅游大省、绿色植物大省的转型，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搞清楚之后，是城市的布局与规划。在实际当中，有些地方政府常常注重城市规划，而忽略了城市策划的前期工作，其城市规划也注定是机械的、静态的。城市规划与布局必须在城市理念与发展战略的统领下进行，必须有区域的眼光，“真正的城市规划肯定是区域规划。”
城市定位、发展战略、规划与布局之后，城市形象的包装与推广也是很重要的。没有具体的包装与推广，城市就无法识别，无法识别也就很难谈得上城市营销。但城市形象的包装不是简单的ＣＩ，必须有足够的内涵支撑，离不开对城市产业要素的梳理和整合，必须有产业链去支撑。
王以火锅理论做进一步解释。“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必须意识到，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深圳就是中国城市运营的典型。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房地产将从原来的小盘开发到大盘化的时代再到城市化的经营，而一些超大型项目的开发，实际等同于建设一座新城。尤其在政府没有雄厚的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时，可将大面积的土地卖给有实力、有品牌、有信誉的大发展商进行开发，借发展商作为城市开发的一只手，完成区域内的商业、文化、生活配套，有力地推动区域的城市化进程。”王认为：“城市经营的关键环节在于要让传统的地产商升级为城市运营商，这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经营理念、社会地位、社会职能、运作模式、资源配置等系统升级工程。”只有这样，中国城市运营才有了可靠的市场基础。
“城市运营”的核心工程--
让地产商退居二线，将城市运营商推向前台
王进一步谈到：顾名思义，城市运营商是指运营城市或区域的发展商。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已经从常规的地产向城市层面延伸，从大盘开发向区域经济延伸。在“老头子”与众多的传统开发商之间，必须发掘少数几个有实力和整合运营能力的大开发商，把他们引导成城市运营商。城市运营商要承市长之上，启项目开发商之下，定位于一级半市场。他们在拿到土地后，不仅仅是搞具体的楼盘开发，而是要按照城市发展大的布局和战略对所在的区域统一规划与布局，要负责各种功能区域的配置。整合各类开发商来投资、开发、经营，用全新的商业模式去打造一个新的区域和城市。目前，在不少城市这样的城市运营商正浮出水面，相应的商业运作模式也已初具雏形，他的出现是城市化、市场化的必然产物。
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区域开发模式（如开发区）已走到尽头，政府经营城市必须借助企业与市场的力量，而房地产开发商，特别是实力雄厚的优秀开发商，最具备配合政府开发、经营城市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其次，随着房地产开发商实力与规模的迅速成长，房地产竞争进入大盘时代，一些地区已出现房地产企业行为主导的“新造城运动”，这与政府所倡导的城市经营殊途同归。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经营中，城市运营商这一角色，将呼唤中国优秀房地产发展商来担纲。”王如是说。
中国策划之我见
——王志纲答记者问
记者：王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策划家，您如何认识与看待我国的策划行业？
王志纲：“策划”，是西方发达国家久已存在的外脑行业的中国式说法。对于中国人来说，策划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是，策划在我国作为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性行业出现，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之所以出现“策划热”，是由于社会步入了由计划到市场、由短缺到过剩的转型期。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转型期，不仅企业在转型、个人在转型，甚至于政府和区域经济板块也在转型。全社会的转型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对外脑行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然而，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社会却呈现出非常尴尬的局面：本应提供外脑服务的传统的科研机构与学术部门，却大多数都难以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学”与“术”两极分化，各执一端的局面。所谓“学”，就是指经院式的理论研究，追求自成体系，强调自我完善，即“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封闭式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圈内人士的认可和作为评定职称的资本，与市场需求并不吻合。近年来，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高楼深院，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但从总体上来说，“学”与市场的对接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术”，则是指技术性、实用性的东西，与“学”相比，更易于同市场对接。所以，近几年有很多长于“术”的人们，或从广告入手，或从市场调研入手，或从CI入手，或从公关入手，努力往巨大的策划市场上靠，其中不乏优秀的人才和卓越的公司。但是，社会不仅需要剑法，作为决策层面的企业家和各级领导者，还需要兵法。本来嘛，兵法剑法，战略战术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无所谓高低贵贱。但因少数害群之马出于一己之私，或厚此薄彼，或夸大其辞，进行过份的自我炒作和包装，搅浑了水，乱了章法，以至于社会和企业界也迷了眼，对中国策划界糊涂起来。显然，任其自然，是不能建立和完善同中国转型期的需求相适应的外脑行业的。
正由于中国外脑行业存在先天不足，所以，当西方咨询顾问公司从斜刺里杀出来时，便造成“狼来了”的恐慌。其实，“狼”很早就进来了，但他们一直找不到感觉。这两年它们之所以活跃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咨询顾问公司在中国碰壁后调整了市场战略，开始启用在国外镀过金，对中国国情也比较了解，能中西合璧的中国人；二是一些国内企业抱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不惜重金聘请西方公司作顾问，明明吃了大亏，还对外大力宣扬说是“成功的”，希望通过“敢吃洋螃蟹”的“广告效应”，堤内损失堤外补，从而造成“逐洋”热。以上就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策划市场的现状。
记者：您认为中国策划业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王志纲：中国策划业还是一个比较幼稚的行业，因而存在的问题较多。首先是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发展过热，造成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在策划业的萌芽阶段，社会对策划的市场需求非常宠大，当有一两个策划人率先成功以后，一时难以满足宠大的市场需求，加剧了市场的短缺，所以，就有很多人都往策划上靠，形成了“策划热”。策划这个行业如同医生和律师一样，本来是靠口碑吃饭的，越是有责任感和职业操守的策划人就越是用成功的案例来说话。然而，策划这个行当也是很容易浅薄的行当，越是庸医和江湖郎中就越是敢吹牛，声称能“包治百病”。于是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师”如云，巫婆神汉满天飞，这也可以说是社会转型时期正常的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策划这个行道很容易把人放大，所以导致一些道中人易犯心态失衡，理念走偏的毛病，想走捷径，他们不是谋事，而是谋人。就象去峨嵋山金顶看佛光那样，虽同是香客，真正的香客心地虔诚、一心向佛、用心修炼，追求与佛的心灵沟通；而有些香客则是为了追求一朝显赫。所以，当佛光出现的时候，前者显得安祥、喜悦，后者则很张狂，以为自己羽化而登仙了，于是疯狂地跳到佛光里拥抱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如来佛了，殊不知会掉到舍身崖下跌死。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多的，市场总是在无情地筛选和淘汰。在策划界，也总是有这样一些人，当策划业热时，脑袋削个尖拼命往里挤，恨不得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一旦策划业出现困顿，这些害群之马跑得比谁都快，还给策划泼污水。这种“变色龙”在哪个行道都存在，在策划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中国策划界正在出现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人开始言必称西了。西方的东西不好？当然好；要不要学？当然要学。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些人在国外镀了些金，喝了些洋墨水，却没有摆脱中国人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往往食洋不化，甚至于对西方社会也并没有深入了解，就开始回国指手划脚，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口咨询管理，闭口MBA，言必称西，独尊“洋”术，挟洋人以自重，不仅不屑中国策划业，甚至于还要大加鞑伐。有些人将中国策划业片面理解为“点子”、“广告”、“公关”和“炒作”，以为中国策划人使的都是小米加步枪。殊不知，实践出真知，中国策划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中国策划学”正呼之欲出。土生土长的中国策划人并不排外，正在以超强的学习能力与消化能力汲取西方的营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西方顾问公司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真正的“哈佛学不到”的中国顾问咨询之道。
“策划”是对外脑行业的最宽泛，也是最有效的界定。应该说，中国的策划行业比西方的咨询顾问业的范畴更宽泛。西方的咨询顾问业是很专业、很规范的东西，如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等。中国的策划业不仅要回答常规的企业咨询问题，还要回答很多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各种复杂的、超常规的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策划实践中，通常要回答企业家所提出的三大类问题：
（1）回答企业从哪里来？今天在哪里，明天向哪里去？即通过对趋势的分析把握，为企业进行战略定位，并上升至理论的层面。根据发展阶段论及大势分析，结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及对企业所处区域板块的把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以苞丁解牛的解剖力，梳理出企业的筋骨与脉胳，给企业一个入木三分的说法，界定企业在时间、空间、行业三维座标系上的位置。
（2）回答做什么？何时做？即进行策略设计。根据各个企业的特性为企业量身订造，扬长避短，提出一套企业发展近、中、远期有机结合的策略思路，明确企业的核心能力和阶段性目标与突破点等；
（3）回答谁来做？怎样做？即进行市场组合、整合各种资源，包括显形的、隐形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人力的、物力的，并调动组合各专业公司的力量，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各种专业操作班子为支撑，作为桌子的腿，形成一个实施整体思路的操作平台，使内外部协调一致地推动企业式项目向目标前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要进行监理。即做好企业或项目的动态跟踪，及时反馈，适时调整，发挥咨询顾问作用。面对上述问题，未能深谙中国社会实质的外国咨询顾问公司通常是难以施展，也更不是那些徒有“剑法”而无“兵法”的“江湖术士”所能解决的。
我想告诉企业家朋友的是，要清醒地看待策划。既不要把策划捧上天，也不要把策划贬下地。策划人是人不是神，策划不是万能的，策划不能包治百病。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内部资源与能力，策划人作为外脑只是辅佐性力量。一个项目的成功，主要是企业自身操作能力的结果，策划充其量只能占30%的功劳。再好的策划方案，也需要企业家出色的操作才能变成现实。企业家请人策划，首先要知彼知己，内科病不能到外科就医，战略上的问题要请“兵法”高手而不能请“剑法”高手。有些企业家由于对策划和策划人存有误解，或期望值太高、太不现实，或找错了“医生”，最终导致合作半途而废、不欢而散，并从此讳疾忌医，染上了“策划厌恶症”，由一个策划大师的追星族走向了“策划无用论”的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是不足取的。
记者：目前中国策划业是否已步入产业化之路，是否有必要建立行业协会组织以加强自律？
王志纲：关于产业化，现在已开始出现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形成产业化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我相信日后市场将无情扬弃与消灭一批投机者和赶新潮的过渡性人物，从而形成一支有实力、有操守、有追求、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策划队伍。到那时成立行业协会加强自律比较现实，现在还为时过早。现在东邪西毒、南拳北腿，各拉山头，各立门派，谁也不服谁，都自称是“大师”，“大师”如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勉强成立行业协会，要么是形同虚设，要么沦为明争暗斗的擂台和相互攻击的工具，不仅不能进行行业自律，反而适得其反。只有经过市场的筛选，水落石出之后，策划队伍也比较纯洁了，那时因势利导，成立行业组织才有可能性。
社会就象一把筛子，米往哪里走，糠往哪里走，砂子往哪里走，最终会各归其位，关键是能否把握好自己的行业定位。
与西方咨询顾问业相比，中国的策划业应以包容性更大，更综合、更宏观、更富于挑战性和原创性见长。定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定性，即对大势的宏观把握与动态分析，给企业或项目一个准确的定位。没有前者的保障，一味强调后者，难免南辕而北辙。这样的例子，生活中是不胜枚举的。
中国策划业要实现产业化，还要处理好综合性（策略）公司与专业化（操作）公司的关系，即“兵法”与“剑法”的关系问题。目前多数策划公司都属于专业化公司，其“剑法”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不仅在于剑法应越来越精，关键还在于能否找到与“兵法”相衔接的接口，能否实现兵法与剑法的优势互补，不然策划业的产业化就难以深化。
记者：您如何看中国策划业的前景？
王志纲：我对中国策划业充满信心。 策划作为中国外脑行业的先导，将与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时代有效嫁接，象原子核裂变一样在未来的社会引爆一个时代。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最不缺的就是智慧，但中国人的智慧一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能量，现在的策划业也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虽然今天中国策划业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社会对策划的巨大需求是显而易见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是太阳就肯定要升起。经过市场的筛选、淘汰，最终 必将会出现中国的兰德、中国的罗兰·贝格和中国的麦肯锡。回首我们做过的碧桂园、世博会等项目，已经看到了这种“原子裂变”的效应，但这还只不过是一种行业性的能量释放。明天的策划业将通过与决策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成功学等的融合，在哲学与方法论的层面上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记者：您从事策划这一行以来，最强烈的体会与感受是什么？
王志纲：如果说最大的感受，那就是感到策划是最富于挑战性的行业。什么叫策划？“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近的路只有一条，策划就是寻找那条路。”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来说，四顾茫茫，通往“罗马”之路有千条。策划人如同登山探险队员，就是为拓荒者（企业家）寻找那条通往目的地的最近的路。西方咨询顾问行业的优势是专业化、规范化和量化，是一种西方成熟经验的总结，尤其在企业管理方面，是一种有经验者给缺乏经验者的指导。而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为策划业提出的，却是许多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往往没有过往的经验可寻，在传统的武库中找不到利器。特别是我们的策划多是原创性的，往往需要从宏观层面和哲学层面上进行把握，具有创新性和适度超前，这也是我们成功的不二法门。我们做过的很多项目是没有先例的，早期的“碧桂园”开创了中国房地产策划的先河，后来“昆明世博会”将一个单纯的园艺活动策划为撬动区域板块腾飞的产业化模式；现在找上门来的武夷山旅游开发以及深圳“高交会”，也都是全新的课题，没有成熟的经验和成型的路子可走。
策划行业的挑战性还在于，策划人必须不断超越自我。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的规范和完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有了整体的提高。策划人所服务的企业家不仅是本行业的行家，而且多多少少也具有相当的策划能力，只是由于精力所限和行业及企业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眼界、看问题的方法有所局限，因而，他们需要外脑。这就给策划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在更高的层次上与老板对接，怎样才能与企业家同频合拍，优势互补。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社会在进步，企业在成长，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在迅速走向成熟，策划人应该与中国的企业共同成长。
当我们回首中国策划业的发展，在历史地肯定“点子”、“CI”“公关”、“广告”等中国策划智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市场对策划的需求正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社会对策划的要求越来越高，使策划业呈现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格局。在这一过程，我们也是在不断摸索、学习中前进。我们的感觉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前些年我们获得了一些成功，总结我们的实践成果并向社会推介的目的，是想展示知识的力量，唤发知识阶层参与市场经济的热情。正所谓：“唤起‘知者’千百万同心干。”由此，开启了国人的眼界，这是好事。但近几年来，随着策划业逐渐升温，如火如图荼，我们则深藏不露、埋头做事，从来也不事张扬造势。我们深知中国的策划业还很稚嫩，相对成熟的西方咨询顾问业还有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对中国国情透彻的了解；我们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全过程，与社会发展同频合拍，我们长期跟踪和关注着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兴衰，对其发展轨迹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在帮助许多企业提高的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由于“教学相长”，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尤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储备了充足的弹药粮草。我们重实践，更重理论；今天拼刺刀，是为了明天不拼刺刀。只有当中国策划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的时候，策划作为一门学科和启动一个产业才有了基础，才会真正走上理想的轨道。中国策划市场之大足以容纳各门各派，需求之广足以让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策划人都找到各自的用武之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深信，最后的裁判--市场，企业家，社会大众，会得出公正的评判。策划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这些年，在我们的同路人中，有很多百米好手，跑到现在还有几人？！为了保持我们的超前性，我们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公司，就必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我们就不可能去干那些不挣钱但极富探索性、挑战性的事和项目。在这个越来越浮躁和功利的社会里，要保持“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眼界与胸怀，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即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更不是那种靠诋毁同行抬高自己，抓着头发往上飘的人所能达到的。我相信，在经历了如同诸子百家各执一端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国策划业终将走上产业化、规范化、品牌化之路。最终在中国策划业的排行榜上可能有我们，也可能没有我们的名字，但不管怎样，一花引来万花开，躬逢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努力过，探索过。仅此，人生亦足矣！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划人才
——王志纲纵论策划人
问：中国策划业的兴起不过三、五年时间，策划人已经被列为21世纪十大热门人才之一。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人才时把“策划能力”列为录取标准之一；许多不同专业、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也把成为一名职业策划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作为一个策划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王老师是中国策划业的先行者，您门下王志纲工作室亦是人才荟萃之地，想必有您的独到之见。
答：讲到策划人的素质，目前市场上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点子当作策划。这实际上是把聪明当成了智慧，把经验、灵感当成了科学。在我的策划经历中从来没有过靠一个点子解决过企业或是市场问题的。靠点子打天下说白了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竞争激烈的过剩市场上，每一场战役都必须是海陆空协同作战。所以我不看重以点子和聪明自诩的人。另一个误区是过份强调专业化。有问题找专家，这本来没有错，问题出在你以为找到专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专家只能解决某个方面的专业技术问题，这就是所谓“一技之长”。但是目前企业的生存发展、产品的开发推广所碰到的都是综合性问题。有了专家更要有能用专家一技之长，避免局限于专家一行之短，能够整合各种专业技术力量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策划人。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许别人做事强调的是点子、点子、点子，我们则强调的是系统、系统、系统；别人用人讲究的是专业、专业、专业，我们则讲究的是通才、通才、通才。
问：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您所讲的“通才”？
答：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问题。自从从事策划业以来，王志纲工作室可以说经历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一个历程，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才固定下来一支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我们用什么样的人，这跟企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直接相关的，我们策划的范围涉及了企业诊断、企业发展战略、项目策划、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至高尔夫球场策划等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涉及了房地产业、旅游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文化教育、体育产业等广泛的领域。我有时自嘲：自己如同一个会说话的包裹，昨天还在成都跟一个家电经销大王谈他的公司介入房地产的问题，今天就被助手们打包托运到无锡，跟华东地区首屈一指的私营运输业大户谈快运网络，后天可能又被一张机票送到石家庄跟河北最大的上市公司老总谈企业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形下，对我和我的助手们提出的要求，更多的只有体现在一个“通”字上。具体而言，要达到“通”，是指我非常重视这样几个方面的能力：
首先是观察和分析判断能力。策划人要面对各行各业复杂纷繁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形象一点说就好象巢丝女工一样在蚕茧中抓到线头理出头绪。对企业和项目的准确诊断应是策划人的基本功。
其次是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策划人一定是勤干思考并善于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人。我常说我们是靠出卖思想吃饭的，这是头脑产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你不光能提出问题，还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对一般策划人员的要求也不能太高，如果不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起码能提出有启发性、参考性的想法。同时，有了想法还要能用文字清晰、流畅地表达出来。文字表达能力远远不只是“笔头好”那么简单，表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再思考、疏理和系统化的过程，能表达得清晰、流畅、准确，这就说明你把问题想通了。所谓“文以载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还要有快速学习的能力。实践证明，作为一名策划人并不在乎你大学所学什么专业，关键是能否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即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领会所涉及新领域、新学科的要点和实质。你不要指望通过快速充电成为专家，但这并不防碍你同专家的对话，你不仅应该听得懂，更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超越和升华。关键在于你要有襟三江而带五湖的包容能力，能够从更广阔的哲学层面去把握问题，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体会，在学习上，比书本更重要的是向企业学、向市场学、向专家学，在实战中动态地学习，才能把握鲜活的、内在的、关键的、管用的东西。学习能力是我们工作室对个人评价的重要指标。我开玩笑地讲，人的学习能力真是差别太大了，有的人就象“吸血僵尸”一样能迅速吸取别人的营养和精华。有的人却象书橱一样，阅读的书本都陈列在自己肚子里了。迫切的学习需求是工作室人员感受最深之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要面对新的挑战，每天都要进一步，不进则退。
除此之外，策划人还应具备较强的沟通和整合能力。一方面是与客户，与企业家沟通；另一方面是与各行各业的专家沟通。你不仅要善于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使对方接受你，同时提问也要有相当的功力。要能通过对话激活对方的思想，使其产生认同感、亲和感、信任感，自愿将所有问题合盘托出，所思所想一吐为快。只有在双方深层次了解并达成默契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合作。策划人不是比别人更高明，而在于能把各种资源要素整合在一卢，协调各方的力量形成合力，达到策划目的。
再者，策划人不仅要勤于思还要敏于行。策划人的实际操作能力也非常重要。策划不只是出策划方案还要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和方式。必要时要指挥或监理甚至具体操作执行。尤其是基层的策划人员，如果说我解决的是定性和定位的问题，我要求他们更多地去考虑定量的问题，他们要参与许多实际操作的过程，如市场调查、广告的推广制作、媒体的组合，营销的组织、培训等等。光说不练做不好策划人。
你看，以上五个方面都不是专业技术能力，但每个方面都是基本素质，都是综合能力，可以简单概括为五个“通”字：“看通”、“想通”、“学通”、“沟通”、“做通”。
强调这“五通”，并不是说我们排斥专业能力。在我们工作室涉及的业务中，房地产、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投资分析、区域经济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分析、大众传播，这一类问题几乎每项业务都会碰到。我希望助手们各专一项，兼及其它。工作室就能组织起一支知识结构和能力互补型的团队。这就是我常说的“一专多能”。就象盖一栋房子一样，“五通”是地基，“一专多能”是框架结构。
问：“一专多能五通”，看来鉴别一个人能不能做策划人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能否谈谈假如有人到您的工作室应聘，您会如何考察这个人适不适合做策划人？
答：我相信“慧眼识英雄”，但不大相信“一眼识英雄”。考察人有一个过程，我的方法是“入门老三篇、三月半年定取舍”。所谓“入门老三篇”，一是看经历而不重学历；大学四年所学能用上的不多，最主要的是掌握一种系统的学习方法，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二是看对策划业的理解，我希望他有备而来，一般我们首先要求应聘者就这个议题写篇文字，同时体现文字表达能力，我相信“文如其人”。三是观其言行。和来人见面一聊会有个基本的判断。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着重考察他的性格、思维方式和他与人合作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及能力。我相信两句话：“性格即命运、思路定成败”。同时我想强调一点：正如你开头说的，中国的策划业起步不过三、五年，很难要求人一到位就已经具备策划人的素质，之所以讲“入门老三篇、三月半年定取舍”实质上是考察入门者是否具有策划人的潜质。有潜质的人，只要他勤奋，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我相信能培养成高素质的策划人。
问：培养人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现在许多企业都把人才培训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国外“企业培训”这个热门行业正在中国市场上初露头角。王志纲工作室这样一个十分特殊的咨询机构是否也会专门请有关的培训专家来为你们充电补血？
答：应该说我们的人才培训是一种组合式的、多元的培养方法。我们首先强调的是思维方式的训练，是方法训练。倡导人用一种发散的、动态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看问题，而不是用封闭的、静态的、单一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启发人跳出问题看问题，“拨出萝卜带出泥”，俯视全局抓要领，在空间上把握宏观、中观、微观，在时间上纵览过去、现在、未来。我常常跟助手们讲：如果说要成为专家，首先要做方法论专家。王志纲工作室是研究方法论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最近的路只有一条，策划就是要找到最近的这条路。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王志纲工作室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给人提供了一个最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能接触到中国市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你能与中国企业界最有代表性、搏杀在第一线的企业家们推心置腹地沟通，人家把全部底牌亮在你面前，把第一线作战的经验、感受、思考坦城相告，你既可以嗅到市场竞争的硝烟味，又能够冷静、客观地审时度势。你一方面接触大量活生生的、第一手信息，另一方面在每一个项目调研过程中你必须接触对相关问题深思熟虑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和有见地的行业管理者，领略最前卫的观点。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与他所接触的人，面对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培训和学习机会。我们工作室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人才，有研究区域经济的博士，有学经济管理的硕士，有MBA，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提供的是大学所无法替代的课堂，真正中国式的“哈佛学不到”。学院式教学搞的是“学”，在企业里做的是“术”。中国不缺“学”也不乏“术”，问题在于往往“学”、“术”分离，而王志纲工作室是一个“学”与“术”之间的超级变压器。我深信，经过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的培训，如果一个人有潜质、够勤奋的话，短则两、三年，长则三、五年，经过几十个项目的磨砺，即使从这里走出去放到企业或其它行业里也肯定会有很强的生命力，迅速展露头角成为骨干和担负重任应该没有问题。
问：那么，你如何评判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是否具备了做为策划人的素质呢？
答：很简单，我们每年两次，让自己给自己打分，让同事给他打分，让客户给他打分，最后是我来打分。综合评分，才能展示实际水平，实践不单是检验真理，也是检验人的唯一标准。
问：最后问一个微妙的问题。在中国策划界你们有如此大的名气，但从不见你们公开招聘人，工作室的人才是怎样形成的？
答：策划人才的寻找和培养难度太大了，故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策划人才靠公开招聘是难于找到的。但我坚信一点，有缘千里来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进入王志纲工作室说难也不难，关键看缘份。
财 智 宣 言
倏忽间，时光的脚步渡过了20世纪的长河，转眼又是一个春天，一个鼓噪而寂寞的春天。窗外依然是夜色下日复一日的喧嚣，屋子里柔和的灯光下，一群年轻的朋友聚在身旁，围绕财智时代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记得早在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预言，20世纪是没有英雄的世纪，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并称之为“真文明”。当历史的车轮悄然驶入21世纪的时候，我深信，英雄往往出于市场经济的草泽之中。一个真正的文明终于到来了。这种文明的特点，我把它概括为：财智时代。
站在时代的壶口瀑布上
其实“财智时代”的说法，对于有些先行一步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知识的价值早已被世人所承认，由此而勃发的知识产业恰恰也说明了智慧的力量。但在知识和财富的天平上，能够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并且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又能在人生中不迷失自己的方向，恐怕并不象我们日常所理解得那么简单。这也是我为什么还要说几句的原因。
今天每一个成功的人，多会在心眼里赞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这是一个人性空前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的时代。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已经泡了七八年的知识分子，我深深感到自己的确遭遇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正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就像万里黄河一样，经过历史的九曲十八弯，到了秦晋高原的时候，突然遇见了壶口奇观，于是奔腾直下三千尺，挟泥裹沙，气势磅礴。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期处在一个量变的过程，是积累的过程，统称为封建时代。我愈来愈强烈地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就文化和精神层面而言，真正能够跟今天相媲美的时代只有一次，就是群星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春秋战国，按照中国的分代史来说，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换的前夜。正是因为这个转换，才有了小国八百，诸侯三千，才有了合纵连横、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产生了很多非常伟大的思想和实践。当这些伟大的思想和实践沉淀下来的时候，几乎构成了今天中华民族赖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和文化财富的基础。相比起春秋战国这个高峰，可以说几千年下来，大都是平缓的河流，都是一种传承，但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又遇到了一个黄河壶口，也就是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了开放的社会，从一个物质极其匮乏和短缺的社会走向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从一个几乎只能够纵向的传承文明到了一个像喇叭口一样交融互动的八面来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大交汇、大冲突、大整合的背景下，终于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即将到来了。
站在历史的舞台上，我们越来越看到两股力量的强大，一个是财富，一个是智慧。这二者的联姻、碰撞、交融，共同演奏出一阙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财富是时代之父，智慧是时代之母。透过历史发展的脉络回顾昨天，展望明天，也许我们会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
如果说目前的中国，正掀起一个疯狂的财富浪潮，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以美国《财富》杂志在中国上海所举办的财富论坛为最高标志，在这个背景下，几乎中国所有的传媒都开辟了冠以“财富”字头的周刊、专栏，“财富”从人们避之不及的“肮脏”字眼一夜间变得分外夺目璀璨。而中国的新闻界，每年最热闹的大戏之一，就是美国的《福布斯》一旦公布中国的富人排行榜的时候，又将会在整个中国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新闻狂炒和追逐财富的浪潮。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财富运动、富翁竞逐中，鱼龙混杂，回过头来看中国从早期的《福布斯》介绍十大富翁到现在，有多少泡沫富翁，又有多少纸扎的富翁啊，而据我了解，由于首富具无穷的含金量，一些“聪明过人”的老板竟跑到美国去做秀，把自己包装成富翁，通过洋人以夷制华，再反销到中国来。当然，选择这一“终南捷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空手套白狼”的致富梦想。这说明，第一，这的确是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压抑了几千年的逐利之心不再耻于言利了；第二，几乎是所有世俗的人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财富高，以财富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财富的多寡来界定一个人成功的大小。在这样一种坐标之下，整个社会都发生了一场非常剧烈的变革，包括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无意于对这一变迁作道德评价，但却像观察一个因加入添加剂正发生着剧烈化学反应的烧瓶一样，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有效观察和认识人类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大时代。
在这场财富时代的洪流中，很多知识分子也勇敢地跳进来，以至于我们的学者守不住清贫的课堂，以至于我们的艺术家纷纷挽着裤腿下海，开始彻底地扬弃、迅速地别离以往所谓的自尊和清高。当所有的人都开始渴望尝试一个共同的选择的时候，这就预示着时代要改变了，时势要出英雄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广东曾当过七八年的记者，有幸目睹和经历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孕育过程，这个过程中我曾经帮过最早下海的老板，他们曾经是农民包工头或城市贫民，或游离于传统体制外门槛外的边缘人。为了改变命运，他们最先商海弄潮。站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立场，我充满激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致富的同时还为他们讴歌，何处是农村，何处是城市，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富有和成功礼赞。但是后来，我又非常难堪地看到，当这些社会最底层并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登上了主流舞台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道德滑坡，沉渣泛起。更可悲的是，当这些人成了主流的时候，我看到的很多知识分子兄弟们，不惜纡尊降贵以附骥尾。更有甚者，甘于随波逐流，还自喻为“狗群里学狼叫”，自嘲“只有先流氓化，然后才能绅士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开始反思，自己昨天的歌颂是否错了。第二个使我反思的是，中国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光靠这批“贵在大胆”来夺取财富的所谓代表有没有出路？当我看到很多知识份子把这种暴发户获得成功的道路当成必然之路，当成终南之道的时候，我就不禁开始为这个民族担心，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担心。但理智又告诉我，中国的知识阶层必须下海，只有通过下海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以后，再来引导这个时代，使中国早一点走出浊浪滚滚的江流，走上一条健康的、良性的、高雅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重建文明，重建文化。也就是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种背景注定了我们这代人下海的目的不能与纯粹暴发户等量齐观，一切不只是为了钱。所以当初我下海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经济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下海不为钱是假的，只为钱又迷失了自我。当顺带获得了财富的时候，我主要获得了什么呢？事业越成功，我越忘不了要三省其身，扪心自问。
我一直坚信这么一句话：“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通过这些年的混迹商海，颇感到一点欣慰的是，我不仅维护了个人的自尊，也维护了知识的尊严。事实证明，我们正进入了一个微妙的时代。当知识女神与所谓的财神进行沟通的时候，她已经不只是一个仅作婢女的陪衬了。一叶知秋，财神对缪斯的礼拜，我从自身感受到了，亦从王志纲工作室这个知识分子团队的身上感受到了。
正当我们这支知识先遣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的时候，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一个个脚踩数码和风险资本风火轮的信息时代的“红孩儿”杀进了中国。这些大把烧钱的知识精英被媒体称为知识英雄，当这些数码英雄进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北京中关村发出了新的宣言，说是知本家时代到来了，资本家时代过去了。谁都为它感到震动和欢呼，很多青年人热血沸腾。当张朝阳作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登上《财富》论坛讲演的时候，多少年轻人都认为，挣大钱实在是天底下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洗牌，传统的行业首先是传统的媒体行业，已经留不住人了，大批的人为了期权都纷纷地进入网络行业，报纸上成天充斥着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将造就多少个亿万富翁，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
也许是比年轻人多了一分冷静和保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网络经济真有那么神吗？但简单的批判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用一个最笨的办法，学当年被毛泽东贬官，但不信一亩地能打出数万斤粮食的彭德怀在自己的院子开了半亩试验田一样，索性也做了个工作室的网站，还有中国智网。经过反复折腾，几乎是施了最好的肥，用了最好的良种，到秋后一算帐，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B2B，什么叫B2C，什么叫门户网站，什么叫垂直网站……一句话，什么叫网络经济。我也同彭大将军一样，好不容易弄明白了新型化肥可使亩产多一千斤粮食，但不可能多产一万斤这个浅显的道理。于是，在99年初数码还甚热的当儿，我在国内一次颇具规格的网络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自己对网络经济的看法。第一，互联网绝不是对传统经济的颠覆，它只是一种工具及手段。二者的差别就好比传统经济是蒸汽机车，而互联网添加的新经济是磁悬浮列车。第二，互联网作为一种泡沫，再也吹不下去了，我估计最迟明年，将会有大批的网站破产，精神病院里面将增加很多病人，他们的胸牌上都会写上这样的字眼：IT、CEO。可以想象，我的断言如同一勺水浇到油锅里自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不满。
没想到不幸而言中，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个泡沫破灭了，知识英雄们一夜之间又成了悲剧人物，光环消失了。当新经济的梦幻灭了以后，很多人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说知本家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又像哈雷彗星一样，同我们擦肩而去了？当别人欢呼的时候，我常常保持一分冷静；而当别人困惑的时候，我又多了一分自信。我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知识经济时代真正到来了。但我不喜欢用知本家、知识经济这些概念。我认为是双重本位，是财富和智慧的互相为用，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富是生产力之父，智慧是生产力之母。只有这两者的搭配和作用，才能生出一窝活泼可爱的新的生产力的时代产儿来，也就进入了我所讲的财智时代。
我们还是策划人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晃我离开新华社军转民以来，已快7个年头了。记得我刚开始下海的时候，曾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为“独立制片人、自由撰稿人、市场策划人”，以至于有朋友戏谑道：“嗬，要独立，要自由，还要挣票子，天下的好事哪能都让你给占了？！”
商海浮沉，九九归一，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策划于我来说已不单纯是一个找饭吃的借口、一个职业，而且还成了一个极具成长性的行业。在很多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策划人，而且还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仿佛是一场梦，策划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直到今天，很多人一提起策划竟会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来。一会儿捧到天上，一会儿踩到地下，策划也没有逃过这个轮回。
也许是策划这个词与智慧的距离太近了吧，从它一诞生起，就注定要惹来无数的是非和纠葛，毕竟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智慧历来是有一点自负的。正因如此，策划作为一个行业，也从来没有平静过。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关心我说，别再提策划了，你从事的其实是战略和策略层面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策划，该给自己换个称谓了。是啊，在这个新概念满天飞的时代，换个说法又有什么难的呢？策划就像一件被人们弄脏了的衣服，谁还愿意披着它呢？每当听到这样的劝告，我的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天之苍苍，其正色耶？”我也想问一句，策划，你怎么了？
记得当初我试图去把握、界定和概括自己的职业和所要探索的领域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首先会从祖先留给我们的知识和智慧的宝库里去寻找一种最贴切的语言和语汇，来界定这个全新的领域和职业。我呢，就相当于一个赶海的小孩，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壳，把它抱回来。这个贝壳当时不叫策划，可是我发现现有的词汇都很难概括我所正在从事的工作，CI、广告、创意、市场调查、咨询、点子、营销……都不是，正好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于是，我找到了“策划”这两个字来概括和体现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策，策动、政策、谋略、计策；划，谋划、规划、计划。这两个字组合起来非常神奇，可以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策划一夜之间竟如阿拉丁的神灯，突然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魔力来，令很多人都头晕目眩，欢呼雀跃。记得曾看过一个美国电影，一个成天做着发财梦的西部牛仔，在自家的沼泽丛林中打猎时，伴随“嘣”的一声枪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地壳给震开了，哗的石油喷出来，他一下子就发达起来，成了阿拉伯酋长式的富翁。策划业的情形也很有些类似，由于社会的发展正好到了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财智时代的前夜，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要寻找外脑了，正在这个时候，油井打开了，推动石油开采的就是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策划开始风靡中国了。做一个策划人，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啊。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从事这个行业有关的人，都好像是听到了一声口令——“向左转”，什么广告、创意、CI、营销等等，都在各自的名字里加上了“策划”，全部转正。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革命党来了，一夜之间来了个策划时代，所有报纸、媒体都充斥着对策划的赞美之声。点子大王、公关大师也成了策划大腕，很多人都往这边靠。接着又评出了十大策划人，我一不小心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从良性的一面看，说明策划这个包裹含金量极高，而且很好用。它几乎可以囊括所有智力行当，甚至连阴阳八卦也能厕身其间。非良性的一面，就是巫婆神汉、东邪西毒、南拳北腿，纷纷往里面涌。到这个时候，肯定是一个“五胡乱华”的时代到来了。一边是企业家们对策划的求贤若渴，一边是市场的极大的空缺。大浪淘沙，直接的结果是一些求贤若渴的企业们尝够了假革命党的欺骗，而的确有一些策划人也不争气，把心思都用在别的上面了。接下来就是反弹，新闻界首当其冲，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拼命地讨伐策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有坐在城头观山景，听得城外乱纷纷，看潮起潮落，风卷云舒。令人又好笑又笑不起来的是，有的人像演戏的小丑一样，当策划这个行业吃香的时候，纷纷地投靠革命军，所有的人都剪辫子，后来“张勋”来了以后，又纷纷地把“猪尾巴”给留起来，然后拼命地说：“是他叫我剪的。”今天很多人还在拼命地剪辫子，把策划这个字眼抛在一边，好像跟自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关系。这就是围绕策划上演的一幕幕时代的人间喜剧。
但当今天的很多人急不可待地跟“策划”划清界限的时候，当很多人觉得“策划”这两个字眼已经人老珠黄的时候，我反而要说：“我还是一个策划人。我们所从事的，还是策划。”倒不是存心做一个逆潮流而居的“遗老”，促使我不愿意改个说法的原因也很简单：至今我仍认为，只有这个概念最能够概括中国文化和智慧的神韵，只有这个概念才能够有效地从外延到内涵把握和概括我们所从事的几乎一切已知、未知的领域和行为。如果有更合适的词汇，我倒也想试一试。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找到。
既然策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是，我们这些策划人，更要通过自身丰富的实践，通过自己不断的探索，最终给中国式的策划这个神奇的概念赋予应有的丰富的内涵，使那些投机者、钻营者、攻击者无计可施，让这个现在有点讨人嫌的词最终变成一个褒义的词，至少是一个中性的词，还策划一个本来的面目。
我们的探索与价值
策划，说到底是一门实践科学、应用科学。它既然来自于实践，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实践的烙印。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策划往往会南辕北辙。策划本身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决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客观地说，策划在实践中的作用往往是一种催化剂、添加剂、引爆剂，但这种作用通常只有停留在战略的层面上，而不是执著于功能和具体的操作，才更能显出它的价值。
在多年的策划实践中，我们更擅长于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制定和引导，我想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战略，也可以是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战略是靠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来支撑的，而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又是最艰难的，也是最令人着迷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在知识领域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学，一个是术。所谓学，就是高楼深院里搞学问的人。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自成一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中国自古就不缺少经邦济世之学，也不缺少孤影青灯含辛茹苦治学的人，学而优则仕。学本身是个体面的职业，亦同时是一个跃龙门的途径。当然。弄不好就会成为鲁迅笔下的孔已己。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光靠秀才人情纸半张，难以在物质上充实，难以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下海的现象。当知识分子从精神的象牙塔里走出来的时候，常常又会束手无策，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东西————术。没有功能之术，就没法在市场上生存，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人为术而伤学，因术而弃学，常常术是获得了，但文化人最宝贵的独立精神和操守却被典当了。当然也有不少如鱼得水的，他们大多是治术的人，比如广告设计，或者本来就是商人的料，但因历史所限，误入“歧途”治了学。为术要伤学，囿于学又难展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知识持有者有没有“外圆内方”的生存之道呢？我认为有，可以归结为“道”。它介乎学与术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即承学之上启术之下，左右逢源于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十字路口和超级平台。
根据这个认识，工作室解决任何实际的前提，都要先破解“道”的问题。“道”运用于实践，又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大势把握。如果没有对规律的把握，难以说“道”，对于一艘没有航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对于一个盲从者来说，就好像一个蹩脚的冲浪运动员，可能还没起来就早已被浪打掉了，看你怎么把握这个潮涨潮落，然后顺势而为。接着呢，是理念创新，策略设计，要素整合，操作监理。这些东西都涉及到对学和术的整合，所以我们既不小看学，也不小看术，但光有这两个极端，没有中间的层面是很尴尬的，因此才有了我们对理论的高度重视和把握。
正是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玄的“道”，常常使我们的行为和风格有些与众不同。有的人觉得从我们这里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有的人则不免有些失望。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道”能够包打天下，只不过我们的策划更接近事物的本源罢了。
于是，就产生了个疑问。很多跟我们合作过的企业家们，包括一些关心我们的人，在心满意于我们提供的服务之余，常常还不太明白我们的作用和意义。前不久在广东私企商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不少商界巨头“逼”着我这个商会首席顾问为我的职业属性解码。这一“逼”竟逼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来。我的回答是：企业是鸡，项目是蛋，任何蛋都是鸡下的。策划人不能贪功，也无法贪功。但企业老板在卧榻之旁，为何却允许他人，即我们这些策划人酣睡呢？如果一定要回答你们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你们换“芯片”，我们“孵”你们的脑袋。同样是这个脑袋，同样是这个机制，同样是这些资源，当我们帮你把思路换了以后，你就从486、586变成了奔腾三、奔腾四，仅此而已，这就叫财智时代。
其实，任何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他都是非凡人物，或者说，他本身就具备策划人的素质，就像一个好的导演同时也常常是一个好的编剧一样。他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肯定是把握住了现实中的某种规律。但他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呢？这是分工协作所使然，亦是信息爆炸、机会风险频生的知识经济所使然。作为企业分外看重的外脑机构，我们之所以能为企业家所倚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获得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特权。我们同企业家合作的第一课就是消化企业家。由于我这个特殊的职业，使我常常能够在两三个小时里吸纳和消化企业家用血肉、灵魂数十年打拼出来的精华，再转化为我的能量。但是也许有人要问：你们凭什么能够消化企业家呢？
首先，要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强化、发展的。其次，要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谓临床经验就是个案对象，没有两位企业家是一样的：南派、北派、国营、民营、国内、国外；有的处于原始积累时期，有的处于灿烂发展时期，有的处于衰亡再生阶段；有的长于公关，有的长于整合，有的长于管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其三，未来是个整合时代，所以要有一套非常科学的思维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变线性思维为发散性思维，变封闭性思维为开放性思维，变量入为出思维为量出为入思维。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木桶中有长板，也有短板，一般人的做法都是取长补短。其实恰恰错了，按整合思维，最佳的处理方法是以企业核心能力，即以最长的桶壁为据，到市场上去整合其它的资源，是扬长补短，而不是截长补短。最后保证木桶跟最长的板一般高，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方法论以及具体的操作推进，企业家得到的绝对是满满一桶水。同样的资金，同样的力量，结出的是完全不同的花朵。在工作室多年的积累中，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可以琢磨出一套相对先进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来。正是这个法宝，既解决了人的有限性，同时又释放了自身的无限性。
消化企业家，再造企业家，也许是我们的工作室在跟市场经济对接时一个鲜明的特点。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 这也充分体现了财智时代的特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光有智，没有企业家的长袖善舞等于纸上谈兵。光有财富，没有智慧的加盟，财富也走不远。然而千金易得，一智难求，没有哪一个人和机构是天生的万事通。所以像工作室这样的团队，更注重在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积累，常常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事业。因此，我们总是要求自己做一个自选动作的创造者，当这个自选动作创造出来以后，就会把它尽可能无保留地传递给社会，成为标准动作，唤起工农千百万。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矛盾的选择，这不犯了“教会师傅，饿死徒弟”的忌了吗？我的解释是，这叫“教会徒弟，饿瘪师傅。”只有肚子随时处于饥饿状态，才会去觅食，才会去努力，才会去奋斗，天道酬勤，因此我们常常有幸能沉淀下一些东西，能够不断地有精神产品和精神成果奉献给大家。知识私有易，公有难；秉持后者，我们也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
很久以来，我就把工作室定位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并且一再强调“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之所以敢做这个梦，也是基于对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感悟和认识。当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对平静下来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文化上，将会有大量的东西供后人消化和整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但喧嚣过后的三五十年内，我预感到，中国很可能真正出现一批巨匠和大师。那么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巨匠和大师呢？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批探索者，留下了很多素材、气氛和环境，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从这点讲，可能我们只是一个探路者，一批过渡性的人。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命运的安排。
故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这个风云变幻、潮起潮涌的财智时代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沉重的跨越
1989年岁末，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在友人的引荐下，我跨进北京一座四合院。这个大院的主人是一位颇有资格的老干部。出于职业革命家的敏锐，尽管因病而长期深居简出，但他对外面的形势仍备感关切。几句寒喧，老人突然扔出一个沉重的话题：你们当记者的见多识广（当时我的职业是新华社记者），怎么看待中国多种经济形态的前途和命运？我反问：不知您老想听真话还是假话？他不假思索，言之凿凿地说：当然是真话，而且应是心里话。
那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就依我的观察和思考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啦！于是，我如此表述了对几种经济形态的看法：
“国营经济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个体经济（记住，当时还没有民营经济这个称谓）则先天不足”。老人似乎颇感吃惊，两只眼睛瞪着我，似在催促我把道理讲出来。于是，我告诉他：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初你们抛头颅，洒热血，完全为了一个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即使这样，进城后仍然会出现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吃里扒外”之人，而今天，发财致富天经地义，体制漏洞百孔千疮，而我们的约束机制又严重欠缺，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格局中，你能防止诸多“内部人”吃里扒外的行为吗？贪渎行为，一旦沉淀为文化，人们如入“鲍泽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个形态就没救了。现实如斯，趋势如斯，故而，我称其为史前恐龙。
所谓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我的解释是：凭乡镇企业的经济运作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在现代工业社会本不该有一席之地。但现实生活中她却一枝独秀，红遍大地，在不少地区还坐拥半壁江山，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何解？原因有三：
一是幸逢短缺经济时代，几乎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只要国家允许她开发、生产，“洗脚上田”的农民照样能“敢叫日月换新天”。
二产生之初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仅没有历史负担，还能享受各种政策优惠和扶持，同时机制灵活，较少限制，故而具有诸多优势。
三是国营经济的无能。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正是国营经济的无所作为才彰显出乡镇企业的英勇无畏，低级公有形态纵横天下，大有取国营经济形态而代之的势头。而一俊遮百丑，对应对手的无能，乡镇企业的诸多缺陷和不足亦被遮掩住了。
至于民营经济的“先天不足”，我的解释是，他们就象一个私生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歧视中生活，起点低，受教育少，受限制多，尽管已逐渐长大成人，但先天发育不良，而且仍无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命运中注定她们还要饱受磨难。她们还要经历沉重的跨越！
最后的结论是：明天的中国将会迅速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各种经济形态犹如船行江中，江水充盈时，百舸争流，渔歌互答，彼此间纵有优劣，还能相安无事。一旦遭遇过剩时代，则如水落石出，河床中各种巨石凸现，“物竞天择”，谁能脱颖而出，只能比内在活力了。
语言及此，老人十分不情愿地问我看好何种经济形态。我知道说出来会伤他的心。但我还是说了：“民营”。
弹指十年过去，昨日之夜话仍音犹在耳，今日之现实已轮廓分明。抚今思昔，禁不住耳际回响起伟人孙文先生警句一则：“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插曲是，我这个十年前还在“作壁上观”，只是清谈民营经济先天不足的“国营人”，做梦都没想到，今天亦成了浩浩荡荡下海人中的一员，即亦为人们所称的“民营经济”中的一人。足以可见，历史的辨证法是多么无情！
适逢《中国的民营经济》一书出版，约代为作序。勉为其难，回忆上述掌故，聊为序！
王志纲
1999年7月于深圳蜗牛居
时势造英雄——对中国企业家的评述
闲来翻翻杂志，在《中国企业家》上看到一篇文章--领袖的资格，颇受启发。中国过去严格来讲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搞市场化以后总算有了。第一代企业家--枭雄一代，经过这20年的折腾，已到交班之时，秋后盘点，他们或功德圆满、或已退休无疾而终，也有栽跟头的，的确是到了回顾的时候。
我很赞成作者关于，前一辈企业家都具备“领袖的软力量”的说法。破解得更透一点，我认为时世造英雄。前辈创业者生逢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他们要在夹缝中生存，在边缘上跳舞，使每个人都练就成了走钢丝的好手，并由此形成了他们的领袖风格，和具备了“领袖的力量”。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深深扎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能够从容应对风云变幻的各种复杂局面，政治技巧更多于经营技巧。其中修成正果者，为后辈留下了一个相对平坦的舞台，终可以英雄姿态安然身退；随风起舞、不善自控者，则人仰马翻，成为后人的酒后笑谈。成也罢，败也罢都不愧英雄之名，正如泰戈尔所云：“天空了无痕迹，鸟儿已经飞过”！
在“领袖的资格“一文后作者对企业家们作了正面的评述，而我更愿意用幽默的语言来描述他们：
柳传志
--笑容下隐藏钢铁般的牙齿（摘自原文，以下同）；
--地狱里打滚，淘到真经后，又回到了天堂；
张瑞敏
--罕见的国际视野和炉火纯青的品牌艺术；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国情与企业运营的普遍规律与山东特有的政治文化有效嫁接，并推陈出新的成功典范；
倪瑞峰
--魔鬼般的市场谋略和强悍作风；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验证者。
鲁冠球
--与时俱进永不落伍的常青树风采；
--中国农民企业家的常青树。深暗中国国情，政治运营胜于经济运营的农民政治企业家。
徐源
--和风细雨般的巨大亲和力；
--功高不震主，深暗诸葛孔明生存和运营之道的企业参谋长。
弁其中
--异想天开的大意念；
--搭错车的时代英雄。
吴柄新
--蜂窝般的营销王国；
--太平天国式、中国特色营销方式的创造者。
姜伟
--决不服输永不言败的斗志；
--张作霖式的创业枭雄，张学良式的悲剧结果，张氏父子所代表的关东响马文化的现代载体和命运混合体。
江山代有人才出——王志纲谈三代粤商
第一代粤商：在上海香消玉殒。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黄土文明为主要特色的国家。几千年来，黄河流域至多是长江流域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各种各样的历史大戏都在这一地区上演。而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
珠江流域的粤商浮出水面，真正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忽略的主导力量，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这之前，南北对峙的徽帮和晋帮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两大商帮。
清朝末年，伴随着西方殖民运动的兴起，以西班牙、荷南为代表的国家，开始用海盗文化强迫与各个国家进行香料的交易。在这种背景下，许许多多的西方冒险家为了金钱奔走于世界各地。那时，他们眼里的东方是一个堆满了金山和银山的地方，而中国又是其中最具有诱惑力和市场前景最大的国家。
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商，清政府先是自大，后是自悲，再后来就实行愚民政策、闭关锁国。为了能够与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接触，清政府留下了一个与外界通风换气的口子，这就是广州。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具有现代色彩的、一个比徽商和晋商都要先进的商业阶层出现了。他们就是第一代粤商。
第一代粤商的活动范围在广州的老区，即现在的荔湾区。他们的特点是：第一，懂英语；第二，懂国外的商业规矩和法律；第三，懂中国的国情。
第一代粤商最初是做买办，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们从事的是外贸。最后兴旺的时候形成了十三行，就是十三个行业聚集起来。这一阶段全世界的商人都到这里做生意，从而使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繁华的一个商业网点，这是粤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扮演商业排头兵的角色。而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个小小的凇江县。
后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了贸易逆差，英国人就通过贩卖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市场。于是就爆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导致了五口通商。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上海凭借着他的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世界的商谷之市。上海崛起后，出现了广东商人的大迁徙，他们举家迁往上海，在那里生儿育女，辛勤劳作，最后消融在上海。
有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并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浙江帮，而是广东帮。因此，应该说第一代粤商是在上海香消玉殒的。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总是对上海的崛起感到忧心，历史上就是如此。
第二代粤商：崛起于海外
粤商的第二次勃兴不是在广东本土而是在海外。
从1949 年到70年代末的近三十年里，国内实行禁商主义。这期间很多逃出去的广东人在外海又扯起了粤商的大旗。像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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